“有个东北人给我写过一封信,是你吗?”
“对,是我。”
那时孙昌璞刚30出头,给已经名满天下的大科学家彭桓武写了一封信,指出他十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有个错误。
(相关资料图)
彭桓武的反馈,让孙昌璞受到了很大震动。多年后,这个年轻人也成长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,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近日,他向《中国科学报》独家披露了彭桓武生前几个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。
被指出论文错误后,他请这位年轻人“把关”
1993年时,孙昌璞正在美国跟随杨振宁做博士后,研究的方向之一是量子耗散系统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发现彭桓武1980年前后就研究过这个问题,可能是中国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。
孙昌璞认真研读了彭桓武的论文,发现里面有一处错误。但他知道,彭桓武是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,自己一个初出茅庐的博士后,能给这位大家“挑错儿”吗?
杨振宁说:“彭先生这个人非常直率,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。”孙昌璞便给彭桓武写了一封信,一五一十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。
不久后,孙昌璞回国,作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学术委员,也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(彭桓武任组长)的成员,和彭桓武有了更多的接触。彭桓武问他:“有个东北人给我写过一封信,指出我一篇文章中有个错误,是不是你呀?”
孙昌璞是辽宁人,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(位于长春),留在那里工作。当他得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后,便在信里“套近乎”,特意说自己是一个“东北人”,没成想到彭桓武记得特别清楚。
彭桓武对孙昌璞说,这篇文章的确是出错了,这里有自己的责任,也有审稿人的责任。“他们觉得我是个名人,给我审稿就不那么较真了。”
后来,彭桓武特地给孙昌璞写了一张便条,请他为自己量子力学方面的文章“把关”。这一年彭桓武已经86岁高龄,写字时手会颤抖,但他还不忘在信的结尾,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:“麻烦您,抱歉……”
彭桓武写给孙昌璞的便条
“彭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,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,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精神。”孙昌璞说。
彭桓武生前最后一次发表在正式科学刊物上的文字,就是一封更正信。全文只有短短几行:
“贵刊2006年1月(58卷1期)登载我文《具有启发性的广义相对论》后,在继续研究中,我发现该文中一等式(该期42页左栏下倒数第12行)右侧第三项的系数有错,–N/2应为+N(N–3)/4。因而此后直至文尾段前的讨论皆应作废。彭桓武,2006年11月16日。”
仅仅3个月后,彭桓武与世长辞,享年92岁。
拿出自己攒的2万元钱,要买科研用的电脑
1998年的一天,孙昌璞去彭桓武家,彭桓武拿了厚厚的一沓钱,让他帮忙买电脑、打印机等,以及一些办公用品。孙昌璞一看,这是足足2万元,在那个年代可谓巨款。
“彭先生,您是大科学家、大院士,又是理论物理所的创始人,也没有正式退休,为什么要花自己的钱买这些做研究的东西呢?”
彭桓武回答:我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了,不能再花国家的经费。
孙昌璞怎么劝说,彭桓武都不为所动,坚持要自掏腰包。最后,孙昌璞灵机一动:“彭先生,您一直在指导我,和我讨论量子力学的问题,您完全可以用我的科研经费来买啊。”
彭桓武听了,觉得似乎挺有道理,但还是嘱咐孙昌璞:“那你可得跟所长(欧阳钟灿院士)请示一下。”
直到彭桓武去世后,孙昌璞才知道,他的遗嘱中专门有一段提到:“上网的电脑及相连的打印机各附件与桌和转椅,应归还理论所孙昌璞研究组……”
很多文章都提到,彭桓武身上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天真。特别是面对人情世故时,率直得近乎“不通情理”:有人慕名造访,常在门口就被劝退。有大领导来看望他,久久叩门不开,请人打电话联系后,他才穿着睡袍走出来攀谈……
他本人也曾说:“回顾我这一生,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,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”。
但在孙昌璞看来,彭桓武睿智而且心底明白,只是对那些他认为不重要的小事,不愿纠缠,选择躲避。
孙昌璞自从东北师大调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工作,就规律地,每隔两三周去看望一次彭桓武,跟他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,教他使用计算机软件,或者听他讲讲亲历的量子物理大师(如彭先生的导师马克斯.波恩和欧文.薛定谔等)的掌故。
然而有段时间,发生了一些跟他们并无关系的事儿。为了“避嫌”,孙昌璞暂时终止了对彭老规律性的访问。
不久,彭桓武让司机给孙昌璞打电话,说: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来看我!不需要“避嫌”,我要和你讨论的是量子力学!在这之后,孙昌璞便恢复了定期交流活动。
不回国的理由很多,但他毅然选择了祖国
彭桓武留下最有名的名言,当属那句:“回国不需要理由,不回国才需要理由!”
然而,彭桓武离世12年后,孙昌璞才真正理解了这句名言背后刻骨铭心的涵义。
2019年,美国期刊《今日物理》Letters栏目刊登了一篇短文:《为了爱情和物理》(For love and physics)。这篇文章首次披露了彭桓武一段不为人知的跨国恋情。文章的作者是女主角的女儿。
1945年到1947年间,彭桓武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职。在他指导的博士后里,有一位美丽的法国女士,名叫Cecile Morette。
这篇文章写道:她非常爱他,本想嫁给他,但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,彭桓武执意要回到处于内战之中的中国。临走时,彭桓武给Cecile留下一张去中国香港的单程票,承诺安顿好后,就来接她。但Cecile“退缩了”,她担心来到一个动乱中的国家,连中文都不会说,会变成爱人的负担,她更担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。
后来,Cecile也成为一位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,为自己的国家和物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。后来女儿们发现了母亲保留的信件,“信中显示了一位大度、睿智的男人仍然爱着她,并希望她接受他的求婚,但他知道这对她来说太难了。”
孙昌璞回忆,2005年Cecile专程来中国看望彭桓武,但即便朝夕相处的同事,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段往事。“唯独有一次,我们准备陪着彭先生一起坐车,彭先生说:你们不用陪了,我们两个随便聊聊。”
《为了爱情和物理》中讲到了类似的一件事情。1982年Cecile随美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又见到了彭桓武。彭桓武谢绝了派来接送他们的车子,和Cecile一起步行了一段。Cecile后来回忆,两人走路时,他只是告诉她:“我很高兴你还穿着舒适的鞋子。”
回国不需要理由,不回国才需要理由——“其实彭先生有很多不回国的理由:他在西方有很高的学术地位、有常人眼里的大好前程,甚至有浪漫的异国爱情。但这么多‘理由’,都没能阻挡他回国的步伐,这种情怀,怎能不是刻骨铭心的呢?”孙昌璞为此感慨不已。
“我们现在都在讨论科学家精神。什么是科学家精神?就是科学精神加上爱国主义。毫无疑问,彭先生的故事是对科学家精神最好的诠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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